散文随笔

“文革”五十年祭 葉周

今年是“文革”發動五十週年,對於半個世紀前中國遭受的浩劫,我的記憶如同昨日般清晰。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兩個歷史時期影響至為深遠。一個是十年 “文革”摧毀了我幸福的童年,帶給我坎坷的少年和青年生活;還有一個是開始於三十多年前的改革開放,為我展開的更為廣闊的人生視野。
 至今我仍然清晰記得“文革”的第一陣風吹過我家門前的景象,一些路人的小褲管被紅衛兵剪了。還有一些穿高跟鞋的女子手裡提著被砸斷了根的鞋子,光著腳丫在柏油路上行走。從此社會上刮起的“革命”之風掃蕩了千家萬戶。
  當然,我也更清晰的記得1976年粉碎“四人幫”在上海外灘掀起的歡騰巨浪。我擠在人流中邂逅了許多久違的面孔,大家都自發地趕來慶祝民族的災難即將結束,那是全民歡慶的的盛大節日。隨後,改革開放的展開為與世隔絕的中國社會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和發展。而正是這後一個偉大的社會改革,徹底打破了封閉專制的中國社會,喚起了億萬人民創造新生活的熱情。
  1986年盛夏,我在父親的祭日寫了一篇文章《二十年祭》發表在上海的《新民晚報》上。我在文中寫到:“悲劇的病灶在哪裡呢?挨整的人和成批的受矇騙者都極虔誠地相信那被篡改了的信條,都在極認真,極仔細地反省自己,揭露別人。或許,大家都是為了一個目標,把無產階級的江山和天地鑄造得通紅剔透。然而,歷史恰恰無情地證明了,黨內的敗類正是利用了他們的虔誠,戲弄了他們的信仰,為自己的貪贓枉法覓得了難得的氣候和機緣,於是,一幕幕人間悲劇就在這樣一種沒有任何抵禦的情況下蔓延氾濫。”
  沒過多少天,我又在《新民晚報》上同樣的版面上看見了巴金先生的文章《二十年前》。 “倘使大家都未喝過迷魂湯,我們可以免掉一場空前的大災難;倘使只有少數幾個人清醒,我可能像葉以群、老舍、傅雷那樣走向悲劇的死亡。在’文革’受難者中我只提到三位亡友的名字,因為他們是在這次所謂’革命’中最先為他們所愛的社會交出生命的人,但是他們每一個都留下不少的作品,讓子孫後代懂得怎樣愛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 ”
  緊接著巴金先生進一步追問: “過去的事也只好讓它過去,有人不想舊事重提,有人不能不舊事重提,我屬於後者。因為記住過去的教訓,我才不怕再次上當。只有承認每個公民的權利,才能理直氣壯地保衛自己。沒有人願意在我們國家裡再發生一次’文化大革命’,那麼讓大家都牢牢記住那十年中間出現的大小事情。最好的辦法我看只有一個:創辦’文革’博物館。 ”
  以上這些都是上世紀80年代我們發出的呼喊,今天重溫依然使我熱血沸騰。一個民族不能培養自己的孩子成為沒有記憶的下一代,不論是記憶真空的孩子,或是容易遺忘的成年人,都必然導致一個弱智的社會形態。在那樣的社會中,個人的意志可以凌駕於民族的利益之上,而國民如草芥。近年來我到過世界上不少地方,這些國家對影響自己民族的重要歷史倍加珍惜,歷史的文獻和實物都很好的保存在特定的博物館中。尤其是對於影響民族進程的苦難歷史,更是詳細記錄。目的就是警醒後人千萬不要重蹈覆轍。維也納有《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布達佩斯有《恐怖博物館》、布拉格有《共產主義博物館》,這些博物館和紀念館中,不僅收集了許多歷史物品,而且保存了許多歷史見證者的視頻和語音實錄,為參觀者和後世提供了真實的歷史記錄。當我站在那些參觀者如潮的博物館中時,就會又一次想起巴金先生的呼喚,就會想到我們的後代們能不能不要走出國門就可以完整地了解民族曾經的苦難歷史。
  而在中國,巴金先生三十年前的願望至今沒有實現。但是,他呼籲了幾十年的”文革”博物館卻已經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於民間,許多民間人士正從事著史料的保存和收集。而我們這些歷史的親歷者,正把我們的記憶寫成文字,首先不讓自己患了老年癡呆後以致不知自己來自何方,更重要的是不讓後代因無知而成為弱智者。真正的目的是防止民族的悲劇再度上演。
  對於五十年前的“文革”,人們始終在問這是誰的責任。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凝聚共產黨精英的共識,字斟句酌做了明確回答:“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現在還時常聽到某種為“文革”的始作俑者開脫的言論,說“文革”的發動不是一個人的錯誤。顯然一個人也不可能掀起一場持續十年,波及數億人的政治浩劫。可是“為尊者諱” 者抹殺不了一個歷史事實,建國後的中共領導層中的民主氛圍早已被破壞殆盡,個人崇拜將最高領袖推到了絕對正確的雲端,一人說了算的獨裁統治成了政府運作的常態,連基本的民主集中製也是一個虛懸的幌子。不同的意見不是遭到無情批判,就是嚴厲打擊,到“文革”中更變本加厲成為泯滅人性的虐殺。文壇前輩夏衍先生80年代就震聾發聵地喊出:“’文革’悲劇的根源在於封建主義思想的殘餘,迷信權威,偶像崇拜,導致信仰變成了盲從。” 在對領袖絕對崇拜和迷信的政治环境中,一位巨人的挥手導致了那場淹沒了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炎黃子孫的滔天洪災。所謂的“不是一個人的錯誤”的说法,并不能为此開脫。歷史並不因為一些人的記憶衰退而可以使歷史的真相得到篡改。
  而當我們反思“文革”造成的全民族悲劇時,經歷過當時的每一個人,自然都有責任進行自我反省,看看自己曾經為那場浩劫有意無意的做了什麼推波助瀾的事。或是私心作祟,想在所謂的革命大潮中撈點好處;或是為了保存自身的安全,做出陷害他人的不實之詞;或是無奈下為了最基本的作為人的生存,做了一些違心的事。每個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似乎都難以纖塵不染,不被那個時代的政治霧霾污染,不可避免地成了背負“原罪”的人,只是程度不同。而作為個人的反思,巴金等前輩十多年前已經做出了很好的榜樣。可是中國社會對於“文革”罪孽的清算淺嚐則止,餘毒猶存。
  “文革”從對所謂的一小部分人的革命開始,最後發展成為對社會所有階層人民漏斗過濾式的循環往復的鬥爭。你躲過了這一場鬥爭,你的家人卻成了下一場鬥爭的犧牲品。這樣的噩夢,十年“文革”下來,又有多少家庭能夠倖免?民主與法制是一個社會常治久安的根本保證,“文革”已經過去了四十年,我們經過改革開放數十年後的收穫,又有多少得到了鞏固?社會和人民需要對歷史上的“封建瘟疫”有一種免疫,對“文革”中缺乏對人權基本尊重、專制跋扈的文化氛圍,人們從心底里深惡痛絕。社會上時有一些稍縱即逝的“文革”現像如同午夜的鐘聲,將我們從睡夢中驚醒。對天發問:是否“文革”死灰復燃。當一個社會不能建立牢固的法律制度和民主原則,作為個人的生命和尊嚴,隨時都有陷於滅頂之災的危險。這是“文革”給我留下的最深刻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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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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